第四百九十二章 为刘琦着想的蔡琰（2/5）

当时的时局，以梁冀为首的外戚势力垮台，两次党锢发生，而刻经提议在这个时候出台，其实是有一定政治目地的。

刻经其实属于刘氏王朝用来笼络士族的一种手段，同时也是一种分化古今士人的一种手段。

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毕竟宦官群体的壮大使得天下士人的情绪强烈反弹，而宦官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而言，就是灵帝用来钳制士人群体维护皇权的。

但士族的力量毕竟太大，一味的打压和平衡不行，有些时候也要适当的进行安抚，以免产生过度的激变。

而安抚士人之心的有效手段之一，就是刻经。

同时在安抚的同时，也有挑拨的猫腻存在。

当时所刻的七经，《诗》用鲁诗本，《公羊传》用严氏本等，大部分皆用今文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却是起到了文字统一的作用，但却也使得操持刻经的人得罪了古文学派的学子，加剧了官方的今文团地和民间的古文团地之间的争斗程度。

古文经学虽非官学主流，但今文经学经过官方演化，已经逐渐陷于僵化，又与谶纬结合，一部分内容流于妄诞。

反之倒是使古文经学在民间日益壮大。

其实这也是正常的，到了东汉末年，今文虽为官学，但古文经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潮流，经术深湛的古文经学通儒多居家教授，与蔡邕等人少有交涉，而熹平石经却选择了今文经来刊刻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读书人的支持，注定流为形式化。

而王允在这一点上倒是颇为迎合民间主流，他的学术造诣不太高也不低，但偏偏属于古文派中人。

换成别人也就罢了，毕竟只是学术上的事，扯不到政治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