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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(五)(1/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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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嘉北挺有礼貌的。

小时候和那些孩子玩,他就很有礼貌。

工厂里的孩子也拉帮结派,那些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学好,大冬天的,拆了整串的大地红,一个一个,捻直溜了火药芯,拿卫生香一点,专门往路过的人脚下丢。

有天,有个小孩丢到宋茉脚底下,炸响了,宋茉被吓得哇哇大哭。

杨嘉北把那个孩子礼貌地狠揍一顿。

那天宋茉穿的还是新衣服新鞋子,尽管躲得及时,鞭炮爆炸时的火星子还是把她裤腿给燎了个小黑点,她挂着泪回家,又被妈妈恨铁不成钢地骂了顿。旁边是正喜滋滋将一件短袖展开看的宋工强——宋茉她爸,那时候还腰杆挺直,说:“一个裤子嘛,你骂她做什么?要骂就骂那些滚刀肉,一个个的……”

宋茉的妈妈手里拎着工厂里发的冻虾仁和两瓶口子窖,也骂他:“你有毛病啊?大几百就买个短袖?你疯了啊?”

宋工强还是在瑟瑟寒风里展开那短袖:“这不是一般的短袖,这可是梦特娇,看看这做工,这花……”

梦特娇,又叫娇衫儿,其实不过一polo领短袖,说是什么高科技材料,打火机点不着,穿身上出汗也不贴身……有点闲钱的男士都想来两条。

杨嘉北回去,又礼貌地把扔鞭炮的孩子揪住,一顿暴揍。

那时候杨嘉北还觉得宋茉这个爹还靠点谱。

就像那时候的人还觉得梦特娇还挺高大上。

这么多年了。

杨嘉北看着工厂解体,看着人越来越少——以前过年才叫过年啊,厂里分猪肉分酒分猪肉脯牛肉脯,之前蔬菜水果的运输没那么方便,工厂也会发些南方的水果,什么椰子火龙果,虽然数量少,但人人有份,在那个时候价格还算昂贵。

过年的时候,家家户户热热闹闹,贴着红彤彤对联,鞭炮放得响亮,厚厚的白雪上,又积一层大红色的、厚厚鞭炮皮。互相串门儿,拜年,小孩兜里装着沉甸甸的奶糖和巧克力,老人满意富足,每家桌案上还供着亮澄澄的大橘子大橙子。去外面买东西,商场中人挤人,处处喜气洋洋,公交车上,年轻人拎着满满当当的拜年礼,聊着等会儿去哪儿玩,买什么东西,买啥都不差钱,大家都不缺钱,大家都觉得日子就能这样顺顺溜溜地一路幸福下去。

后来呢?

杨嘉北亲眼见过被下岗的工人发疯地往工厂里撒纸钱放鞭炮,见他们被驱赶走;看着无事可做的下岗工人骑着自行车绕着厂区闷头转,一圈又一圈;看着过年时候,喝醉酒的邻居,在听到电视机中播报的“工人要为国家想,我不下岗谁下岗时”,伴随着自行车轮胎的爆破声,喝醉酒的邻居砸了那台黑白电视机;看着同学辍学,看着有人无奈到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回来吃,看老人因为买不起药而只能依靠最便宜的、一毛钱一片的止痛药来止痛……

杨嘉北看着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看着黑土地矗立的一个又一个废弃工厂,烟囱,钢铁建筑……

最先下岗的是工程师、技术员,是和厂长、车间主任、领导没有关系的人,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人,不要说今后的养老补贴和津贴,就连下岗津贴和遣散费也被层层克扣,到手不过薄薄一层。那些人已经不配称之为人了,他们只是一群为了自我利益、为了金钱而不在意人生死的怪物。

杨嘉北大学毕业那年,不少父亲的朋友过来贺喜,其中就包括小时候教过杨嘉北弹钢琴、拉小提琴的一个老教授,他以前是厂里的知识顾问,是高级骨干,精通中日俄三语,在即将退休的年龄时离开工厂——他在第一批被裁员的名单上。

“都说是给工厂经济减负,是’存菁去芜’,”老教授喝多了酒,感慨,“怎么我们这些杂草都被拔了,这还是不见好?这工厂咋还是倒闭了啊?”

没人能说出过所以然,他们在工厂里干了半辈子甚至一辈子,有的人老老实实一件错也没犯过,年年评劳模,忽然就成了工厂的包袱,成了经济的负担。

很多人都想不到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。

杨嘉北也没有想过,贫穷能让一个曾经腰杆挺直的男人,变成默许妻子出卖皮肉、甚至默许妻子’贩卖’女儿的恶魔。

房间中还是热腾腾的,桌子上的菜,杨嘉北没胃口吃,也没心情吃,他喝了一瓶啤酒,不是壮胆,他是怕自己难受,怕自己一说起这些就心梗——他得说出来,得说。

没有人再疼茉莉了,他得替她撑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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