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1章 移忠作孝,诬良为盗（2/4）

“今九亲雍睦，四表无怨，诚为国政，实亦家风。”

“陛下，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。”

陛下，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，你管谁都是管儿子，皇帝的恩泽，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，当然是孝治天下。

张居正说得很谨慎，点到为止。

朱翊钧恍然道：“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……”

张居正见这模样，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。

显然是有备而来。

他只好聚精会神，认真以待——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，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，贴到新报上去。

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，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，又是考成学业，请大儒们观礼。

实在明显。

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，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。

彼时徐阶、李春芳、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，利用执政权力，到处推传。

甚至亲自主持讲学，召集朝廷、地方官员都来听讲，网罗门徒。

所谓“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知实学”，“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”——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，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、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。

而高拱与他，虽面上自诩为儒臣，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，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。

随后，二人便撷取吸收、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，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。

尤其是高拱，精力旺盛，产出极为庞大，《春秋正旨》、《问辩录》、《日进直讲》、《本语》。

左打程朱，揭露其对《春秋》的穿凿曲解，“未需分理，务强探力索，故不免强不知为知”

右踢阳明，嗤其为空虚无据，“徒为空中之楼阁，而卒无所有于身心。”

而后更是借史论事，联系政治现实问题，以及丛积时弊，进而探求解决之法，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——“法以时迁”，“更法以趋时”。

这一场整肃学风，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，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。

再以内阁开会，批判徐阶、李春芳、赵贞吉三人作为象征，拨乱反正。

最后通过先帝谕批的形式，严饬各级官府，禁止官员们再主持或参加讲学，奠定胜局。

这就是新党建立的基础。

张居正与高拱亲手建立的新党，对皇帝如今的动作，实在太熟悉了。

这一次次学业考成，一场场经筵问答，届时到了王世贞手里，恐怕就是一本《经筵录》。

其目的在他张居正面前，简直无所遁形。

但首辅先生只能看到手段，却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戏，实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轻重，矫枉过正——外儒内法这种事，他不愿挑破。

可惜，朱翊钧却不这么想。

他直勾勾看着张居正，继续追问道：“先生，既然国君身为君父，何以改朝换代？”

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

既然是君父，那还没听过儿子杀了父亲就能自己当爹的。

所以，改朝换代后，后朝凭什么能得到承认呢？

如果是因为无道，那父亲无道就能诛杀么？

说不通呀，先生。

其实这话，本身不难回答，但对外儒内法的张居正来说，却很难回答。

因为这在儒家的框架内，又要绕回到天命上去了。

君父之下，无人能约束，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，换个君父自然很正常。

居于孝道顶点的皇帝，头上只有一个张居正不愿意拿出来说的天命。

皇帝的表达的意思，在张居正心中，也立刻清晰了起来——随着天人感应的落魄，移孝作忠，解释不清楚的事越来越多了，过时的东西，换一个罢。

张居正张了张嘴，又再度闭上。

朱翊钧则是静静看着自家先生，等着张居正的回答。

移孝作忠，在前汉，自然是进步的一面更多。

可惜，到了魏晋，这一套就满是裂痕。

到了如今，或者说，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后，这一套更是被彻底解构。

如今的士大夫，讲究的是什么？

是明心见性的自由！

是随心所欲的本真！

什么君父？干成这个逼样，狗屎！

士林的风潮如此，越是年轻，越不吃这一套。

不仅眼中没什么君父，甚至有时还会起逆反作用——泰州学派对于解构皇帝权力的来源，非常感兴趣。

朱翊钧如今为什么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认可？

因为他是君父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前身就不会被压制十年，却没能被忠诚孝子拥护亲政了。

是故，不是朱翊钧要放弃移孝作忠。

而是已经被时代放弃的东西，没必要贴在脸上了。

反而只会耽搁新生事物的出现。

现实与理论的差距过大，会愈发消磨皇朝的正统性。

既然如此，那就得不破不立。

无论是如今的新报中，太祖皇帝奋自布衣，戡定祸乱，用夏变夷的传奇故事。

还是经筵中朱翊钧竭力表现的经学造诣。

亦或者现下逐渐充盈的国库，日益澄清的吏治。

都是在给淘换老旧经义铺路，免得到时候动荡过大。

自己跟李贽做了这么久的铺垫，王世贞的文会日期业已定好。

辩经的大事将出，自然要先在内部统一思想。

朱翊钧今日将房间里这头隐身的大象，摆上经筵，就是在征询首辅的态度，试探经筵官的想法。

文华殿内寂然无声。

张居正迟疑了好半晌，才语气干涩道：“陛下，容臣缓思，下次经筵再与陛下开解。”

小皇帝太激进了，首辅先生一时半会也举棋不定——毕竟不是李贽那种狂生。

朱翊钧也不急。